从“发展”到“文明”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4-11-21 20:19:00 

中国的发展，不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而且又从现代化中开创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从发展到文明的重大跃升。它所显示的意义就在于使发展上升到文明，从发展推进到文明。这样的跃升，不仅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而且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都是一个伟大创举。这样的跃升，也促使我们对发展与文明进行新的理解。就发展而言，不能仅仅从原有的发展视界来看待，应当从文明的高度来把握，深刻领悟发展的文明内涵，切实按照文明的需求和方式推进发展；就文明而言，不能将文明仅仅停留于思想观念，更要体现于现实的发展，通过发展推进文明。在新的发展阶段和新的历史条件下，要顺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增强从“发展”到“文明”的理论自觉。

发展何以上升为文明？此非外力的推动，而是二者有其内在的关联。文明和文化，从源头上就产生于人与社会发展中的人与自然关系。人要生存、发展，离不开自然界，但自然界不会自动满足人的需求，由此有了对自然界的改造，形成了最初的文明。从文明的发生史来看，人与自然关系的统一经历了从原始的统一到以活动为基础的统一的过程。在人类诞生的初期，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原始的直接统一，人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和种的繁衍，与自然界进行的是直接的物质变换。在这种直接的物质变换过程中，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物不是人工生产的产品，而是自然界已经形成的自然物。人作为能动的自然存在物，与自然界的自然物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没有什么中介。随着人的能力逐渐增强，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从原始直接的统一向着以活动为基础和中介的统一转化。这一转化过程，实际上就是制造、使用工具的过程，同时也是文明产生和兴起的过程。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过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曾根据摩尔根《古代社会》提供的情况，对从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时代的发展线索作过深入考察和具体说明。在蒙昧时期，人类基本上是处于同自然界原始直接统一的水平上；在野蛮时代，人类逐渐学会驯养动物和种植农作物，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有了转变；到了文明时代，才进入工具制造和人的活动充分发展的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在活动中形成的。对于这一发展过程，恩格斯总结说：“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做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这就是说，文明是和发展连在一起的，文明的历史就是人的活动发展史，是人与自然关系变迁史。发展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每一种变化和调整，就标志着文明的一种进步。

发展与文明的内在关联，同时体现为对象化与非对象化的关系。文明，就其实质来说，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在其发展过程中能动创造的结果。一般说来，对象化的程度越高，文明的程度也就越高。非对象化，也称客体主体化，则是客体从对象的存在方式转化为主体活动的内在要素，包括人的各种素质和能力。非对象化的结果，就是不断发展和增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与非对象化并不是各自孤立进行的，而是同一个实践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前者是主体向客体的运动，后者则是客体向主体的运动。文明就是在这种对象化与非对象化的运动中向前推进的。这样的交互运动，一方面体现了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又体现了文明程度，文明与发展就是这样交织在一起的。

对于劳动实践活动与文明的关系，马克思也作过非常深刻的论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集中从人的角度阐发了劳动所体现的文明意义。在马克思看来，人之所以超越于动物，之所以成为“类存在物”，就在于其对象性的活动，劳动是人走出自然界进入文明社会的关键一步。而且，人的劳动活动与动物的活动不同，“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劳动既然要运用内在的尺度和外在的尺度来进行，也要“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那事实上就是按照真、善、美的方式和标准来活动。这样的方式和标准，无疑是文明的显现和创造。对于劳动与文明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又从人的劳动与自然条件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阐发，亦即从文化、文明的角度探讨了这种关系。马克思认为，自然条件对于人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一类是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采集经济是以作为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为前提的，畜牧业和种植业乃至工业则是以作为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为前提的。这两类富源在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作用。“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马克思在这里把两类自然资源的作用同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相联系，是颇有深意的。这与恩格斯关于古代社会分期的看法是一致的。马克思所说的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起决定作用的“文化初期”，正好相当于恩格斯所说的蒙昧时代，人类基本上还处于从对自然界的原始直接统一向以活动为基础的统一过渡的水平上，人对自然条件的关系基本上是直接依赖。而劳动资料起决定作用的“较高发展阶段”，则相当于野蛮时代乃至文明时代，人类同自然界的关系已提升到以活动为基础的统一水平，人对自然条件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劳动生产形成的，劳动的发展对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以看出，文明的兴起与发展在本原上是和劳动发展密切连在一起的。文明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劳动发展史，是在劳动实践基础上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社会关系不断改变的历史。文明中每一个重要成果的创造，都直接或间接地标志着人的劳动实践的发展水平。文明就是在人的劳动实践活动中生成、积累、传递和发展的。随着劳动实践活动性质、范围、内容、形式的发展，随着相应的经济社会发展，文明的内涵越来越突出，文明的水平也越来越提高。

发展与文明固然在本原上是内在相通的，但又不是完全等同的，而是有其层次上的差别。一般说来，相对于发展，文明属于更高层次的概念，它不仅包含发展的基本内容，而且有其更为全面、深刻的内涵，尤其是文化、价值内涵。文明是相对野蛮而言的，文明意味着开化，意味着进步。因此，文明具有更大的价值含量。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发展与文明的关系是复杂的。从历史发展总的趋向来看，发展（包括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生活的全面发展）与文明是一致的。伴随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文明的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就特定历史时期、历史阶段而言，发展与文明又会存在着某种不一致。发展带来的不一定是文明，甚至有可能是文明的逆转与破坏。这就产生了发展与文明的矛盾，并由此产生了发展与文明的“关系”。对于这一关系问题的理解和把握，关键在于对发展的认识。如果仅仅以经济增长的快慢来看待发展，那么这样的发展就有可能与文明相背离；如果从全面的角度尤其是从人的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发展，那就突出了文明的向度和意涵，发展就变为文明。中国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在实践上经历了从发展到文明的重大转变，而且在认识上自觉把文明从发展中凸显出来，这无疑是一个重大历史进步。

二、从发展到文明的跃升

从中国式现代化开创出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从发展到文明的重大跃升。它不仅改变了发展，而且推进了文明，实现了发展与文明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刻变革。这种深刻变革主要体现于如下一些重大变化。

一是重大的提升。发展突破了传统的范式和模式，向着文明的目标、按照文明的方式来推进，将发展的方方面面都纳入文明范畴，从而把发展带入一个新的境界，使发展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即文明高度。这样的提升，带来的变革意义是重大的。首先是从文明的高度来看待发展。就发展来谈发展还是从文明看发展，所形成的认识和所产生的后果是大为不同的。就发展谈发展，可能囿于视野、认识的局限，对发展不会有全面、深刻的理解，以致在发展的观念和理念上出现偏差，进而带来发展上的误差。而从文明的高度来看待发展，则为发展注入了新的内涵，对发展不再仅仅是传统式的片面理解，而是有了新的规定，因而形成全新的认识。中国在其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新的发展理念、发展观，明确显示了对发展的新理解、新认识，其中也充分展现了文明的蕴涵。这正是中国发展的观念引领。其次是从文明的高度来推进发展。这就是要求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发展的定位、发展的目标、发展的方式等均应体现文明，并用文明的标准来评价和检验发展。这样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观念上的文明，而是对象化的文明，其结果显然超出了原有的发展指标，实现了发展向文明的重大跨越。无论从文明高度来看待发展还是从文明高度来推进发展，事实上就突出了发展中“进步”的内涵。在传统的发展模式中，发展与进步基本上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和领域，二者并无直接关联。而在新的文明模式中，发展与进步并非外在的关系，而是内在的统一，发展就意味着进步。发展不能仅仅用一个纯粹的经济量化指标来衡量，而是涉及社会生活的总体状况，因而进步自然就成为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基本规定。也正因如此，中国的发展日益突出了社会的全面进步。这就是文明。

二是重大的拓展。既然发展上升为文明，那么，发展的内容就必然有一个拓展，因为文明本身就是一个综合性、整体性概念，能够称得上文明，必须符合这样的综合性、整体性要求。对于文明，中外很多学者都是这样理解的。如汤因比谈得更直白：“文明乃是整体，它们的局部彼此相依为命，而且都互相发生牵制作用……这是处于生长过程中的文明的特点之一，它们的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和一切活动都彼此调和成为一个社会整体，在这个整体里，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素都保持着一种非常美好的平衡关系”。按照这样的理解，文明不能只是社会某一方面、某一领域的文明，而是方方面面的文明，是一个社会的总体文明。由这样的文明所决定，发展的内容自然不是片面的，而是全面的。中国的发展就充分体现了这样的文明要求。在现代化推进过程中，不只是一味追求经济上的高速增长，而是十分注重发展的整体性、全面性，无论是“四个全面”还是“五位一体”，都是致力于社会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不仅如此，在发展“全面”的同时，又特别注意“协调”。协调发展就是要注重解决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正确处理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不断增强发展的整体性，使发展能够切实做到健康持续。所有这些拓展，自然带来的是全方位的总体文明。

三是重大的深化。从发展到文明，既是发展内容的拓展，又是发展内涵的深化。其深化集中体现于发展所包含着的深刻人文内涵。对于文化、价值与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韦伯这样说过：“不是思想，而是物质和合理的利益直接控制着人的行为。然而，由‘思想’创造出的‘现实形象’常常像扳道工那样，决定了行为沿着哪条轨道被利益推动向前。”事实确实如此，推动发展的直接动力虽然是经济，但经济沿着何种“轨道”来发展，发展的效果如何，不是由经济本身决定的，而是由“扳道工”来决定的，现实的发展是这种作用的显现。中国的发展就深刻体现了这种“扳道工”的作用，发展的背后以及发展之中始终贯穿着鲜明的价值指向和价值追求。“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这既是对现代化本质的精辟概括，也是对发展的文明内涵的深刻揭示。中国发展所显示的价值指向和价值追求是非常鲜明的，这就是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发展为了人民、造福人民，使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样的指向和追求，显然是对发展内涵的一种深化，它赋予发展更多的人文价值。

中国的发展不仅在实践中是按照上述文明道路走过来的，而且现在又形成了鲜明的“文明自觉”。在原有认识与实践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走文明发展道路”，并且先后响亮发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明确表明了我们对发展与文明的立场和观点。这种“文明自觉”尤其集中体现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并把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紧密连在一起，从人类文明看待现代化。

从中国式现代化到人类文明新形态，其文明自觉首先是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等的概括得到充分表达与体现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又是其本质要求，充分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特质。这些基本特色和本质要求的文明内涵是非常深刻的，是对人类文明新的创造和发展。将这些基本特色和本质要求上升到人类文明新形态来阐述，本身就是一种高度的文明自觉。

从中国式现代化到人类文明新形态，其文明自觉其次是通过有关概念、命题、理念、观点的提出得到具体的表达和反映的。一是一些原创性、标识性概念的提出。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不同领域都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现代化概念。如在经济上提出的新发展理念、发展新常态、高质量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新质生产力，在政治上提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协商民主、基层民主、自我革命，在文化上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自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社会上提出的共同富裕、社会治理，在生态上提出的生命共同体、美丽中国等，都是在现代化实践中形成的原创性、标识性概念。这些概念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文明内涵，标识着对现代化及其推进方式的新认识、新觉醒，标识着对现代化价值和目标的新追求。二是各种理念的提出。如近些年来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生命共同体理念、美好生活理念等，都从不同方面显示了高度文明。这些理念虽然直接指向的是发展现实，但所内含的文明观念和意向则是非常深邃的。如新发展理念是新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是关于发展的全新认识。它适应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的需要，进一步科学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问题，因而是发展的指挥棒、红绿灯。又如“生命共同体”理念，它的文明价值就在于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生产”视界推进到“生命”视界，从“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来理解和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三是一些观点的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在其探索和发展过程中，不断提出新的思想观点，为发展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如对于经济发展，近年来提出的关于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观点，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观点，坚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观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观点等，就充分体现了现代文明，尤其是体现了一种文明自觉。这就是自觉地用文明来审视和看待发展，自觉地用文明的思想观念来引导发展。发展也由此升华为文明。

三、发展的文明展现

中国发展的文明，既是由发展内生出来的，又是通过发展具体展现出来的。作为一个总体范畴，文明表现于发展的方方面面，但从发展的总过程来看，主要是体现于发展的如下重要方面。

1.发展目的的文明

发展，总是有一定的目标追求。在其目标追求上，不同的现代化有着根本分野。西方现代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向来坚守的是资本至上，坚持的是以资本为中心，追求的是资本的最大增殖。正是在这样的目标追求下，资本开创了世界历史，形成了现代社会，启动和加速了现代化进程。也正是在这样的目标追求下，人被置于资本的控制和统治之下，人成了资本致富的手段，由此形成文明的严重异化。与之相反，中国式现代化在其发展中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追求的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现代化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要完成的目标、任务很多，但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一个，就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这就是现代化建设的追求与使命。这样的目标设定，不仅关涉现代化的性质与价值，而且决定现代化的兴衰成败。“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也正是文明的根本所在。

发展目的不同，对待人与物的关系自然不同。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关注的重点必然是物，人对物的依赖关系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关系，由此带来的是物质主义膨胀，追求物质财富增长就成为发展的代名词。而中国式现代化由其发展的目的所决定，关注的并不仅仅是物，更重要的是人；追求的绝不仅仅是物的增长，更重要的是人的全面发展。正因如此，中国的发展既要追求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又要追求精神财富极大丰富，既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又要满足人的其他需要，从而切实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发展目的的文明，必然形成对发展的规范。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中，这种文明规范体现得最为明显。如人口规模巨大要求我们从中国国情、人口特点出发，既不好高骛远，也不因循守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求不断缩小收入分配、利益分配的差距，防止两极分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要求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防止物质主义过分膨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求按自然规律发展，反对无止境地索取自然乃至破坏自然；走和平发展道路要求不走西方一些国家通过殖民、掠夺乃至战争的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坚持走文明发展道路。这些要求都是由发展目的的文明规范决定的。

2.发展过程的文明

发展是一个过程，文明也是一个过程，文明就体现于发展的过程之中。从历史上看，“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就是通过中国的长期发展过程得以具体体现的。同样，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正是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发展过程得以展现的。这种发展过程的文明，不只是发展起点的文明，也不是发展某一阶段、某一方面的文明，而是全过程、全方位的文明。文明就渗透于、体现于发展的具体过程和各个环节之中。如我国在政治发展中所形成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造，是政治文明的生动实践。它把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相贯通，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使民主成为一个全过程的发展链条。这些环节环环紧扣，密切联系，既有完整的制度程序，又有完整的参与实践，从而从全过程体现了文明并使文明得到具体践行。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是真正文明的民主。

发展过程的文明，底线是发展必须能够持续。在没有外力的影响下，一种发展能否称得上文明或文明的程度如何，重要的一点，就是看其能否持续，能否避免中断。不可持续的发展，肯定不是健康的发展；不健康的发展，自然不能称之为文明。发展的持续主要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一关系问题上，中国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曾走过一些弯路、付出过一些代价，但是我们能够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坚决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努力推进绿色发展，从而成功实现了可持续发展。就社会的总体而言，发展能否持续又主要依赖于发展能否协调。只有在发展中各种关系能够得到合理的协调，发展的各个阶段、各种步骤、各个环节能够得到有效衔接，发展才能持续推进。鉴于此，中国在其发展过程中，特别注意各种利益关系的协调，既激发各种发展活力，又保持发展的相对均衡，从而保证了经济与社会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

3.发展方式和手段的文明

如果说文明在发展目的和发展过程中还程度不同地“隐而不漏”，那么，在发展的方式和手段上则表现得最为明显。是文明还是野蛮，往往一目了然。在近代史上，西方一些国家之所以能够抢先进入现代化，除了生产方式变革、政治革命、科技进步之外，最重要的是与其赤裸裸的殖民扩张、奴隶贸易、杀人越货、疯狂掠夺等连在一起的，这在原始积累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其发展充分体现了野蛮的特色与性质。因此，西方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就是靠这些野蛮的方式和手段起家的。现在，这样的格局已经得到了重大改变，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长期形成的不公平发展方式依然存在。目前在发展方式与手段上存在的问题，主要产生于本国内部，即以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来推进发展。在这方面，中国能够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及时调整转换，从而走出了一条文明发展的新路。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常态。在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经济结构要从增量扩张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正是适应这些新要求、新变化，中国大力调整各种发展方式与手段，从而保证了经济健康平稳的发展。与此同时，在其他方面的发展上，也都遵循的是文明发展方式。如在具体发展上，不搞单向突进，坚持全面协调；不搞封闭，坚持开放；不搞对抗，坚持和平发展等。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文明。

对于发展方式和手段的文明，应当关注中国文化对文明的理解。远的不讲，就以近代以来关于文明的讨论而言，一些学者就提出了独特的理解。如辜鸿铭就针对近代西方文明指出，“欧洲并未在发现和理解真正的文明、文明的基础、意义上下多少功夫，而是倾全力于增加文明利器”，即只关注财富增长的具体手段，只关注发展生产和科学技术改造世界以增加财富；而中国文明正好相反，汉语中的“文明”从其文字构成来看，是由“美好和智慧”组成的，“即美好和智慧的东西就是文明”，认为“在中国古代经典里，‘文明’的真正含义在于‘秩序与发展’”。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不管怎么表述，其意思是明确的，即文明不仅仅在于“利器”，而更重要的在于人的观念行为、在于发展的秩序。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对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践行。

4.发展结果的文明

发展结果的文明主要体现于发展的成果如何分享。在正常的发展状况下，发展成果创造的主体与分享的主体应当是一致的，生产与消费也应当是统一的。但在不合理的制度、条件下，这种一致很难得到实现，发展成果创造的主体与分享的主体往往是分离的，生产与消费也常常是脱节的。这就是社会撕裂的主要原因。中国式现代化在其推进过程中始终坚持这样的统一，目标就是共享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习近平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最引以为自豪的是我们打胜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不仅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而且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大事件，为人类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要促进共同富裕，关键是实现公平正义。公平正义不是共同富裕的一般呼吁和外在要求，而是其内在规定、应有之义。因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再多，一旦失去了公平正义，就很难有共同富裕，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在公平正义问题上，中国始终坚持这样的原则：首先是把蛋糕做大，然后分好蛋糕。为此，在分配制度上予以保障，这就是在坚持按劳分配、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前提下，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当然，坚持公平正义又不简单等同于搞平均主义。“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但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要先把‘蛋糕’做大，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分好，水涨船高、各得其所，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发展结果的文明不仅体现在当代人之间的分配中，而且体现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分配中。如果当代人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造成对后代人发展权益的剥夺，如果仅仅为了追求眼前利益而采取竭泽而渔的方式，那么，这样的发展结果肯定是不文明的，带来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所以，当代人的发展无论如何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发展为代价。也正因如此，我们所讲的共享发展也包括后代人，是世世代代的共享发展。

四、文明产生的缘由

中国的发展所展现的上述文明，有其产生的原因和根据。上述文明的产生，主要源自中国自身发展的独特方式、独特创造。就总体而言，中国的现代文明主要缘于对各种规律的遵循、对各种“之问”的回答、对各种“难题”的破解。

1.对各种规律的遵循

文明是和规律内在相通的。文明的本质特征就是对规律的尊重。按照规律行事，才有文明的显现。违背规律、恣意妄为，只能成为野蛮。因此，遵循规律是文明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发展就是在遵循各种规律的过程中彰显出特有文明的。

第一，对自然规律的遵循。自然界是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其运行有着独特的规律。像通常讲的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规律、生态因子综合作用规律、生物间相互依存与相互制约规律、物质循环与再生规律、物质输入与输出的动态平衡规律、生物种群协同进化规律等，就是生态规律的具体表现。人们的活动只能顺应而不能违背这些规律。习近平指出：“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在中国的发展中，“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与践行就充分体现了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其要旨就是要在经济发展中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具体实施上，就是要突出绿色发展，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发展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由此充分体现了生态文明。

第二，对经济规律的遵循。经济运行错综复杂，但总是有其内在的规律。在经济领域，不同的层面、方面有不同的规律，诸如宏观经济运行规律、微观经济运行规律、市场规律、经济增长规律、产业发展规律等，就是经济发展的一些基本规律，在这些基本规律中又有若干具体规律。真正成功的发展、文明的发展，就是遵循规律的发展。近年来，中国提出并践行的科学发展、经济发展新常态和高质量发展等，就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具体体现。科学发展之所以为“科学”，就在于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按科学的态度和规则来推进发展；新常态之所以为“新”，就在于遵循资源、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发展方式、发展动力的改变来合理推进发展；高质量发展之所以为“高”，就在于遵循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的规律，适时地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换，明显提升发展的质量优势。正是在对各种经济规律的尊重和遵循中，发展的文明得以显现。

第三，对社会发展规律的遵循。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领域组成的，每个领域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而社会作为一个总体，又有其总体性的发展规律。总体性的发展规律除了通常讲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强调社会发展协调的规律性要求。因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各种要素和部分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旦某些要素和部分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整个机体的运行。正因如此，中国在其发展过程中，特别强调发展的协调性。突出协调发展，就是为了解决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不断增强发展的整体性。也正是基于同样的缘由，中国在其文明建设上，突出强调“五位一体”，把文明建设作为一个整体来推进，充分体现了系统思维。

第四，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遵循。经济社会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人类文明发展同样有其规律。发展能够上升为文明，必然是顺应和遵循了文明发展规律。文明的形成就是遵循其规律的合理“回报”。文明从纵向发展看有其传承与创新的规律，从横向发展看有自主与开放的规律。这就要求正确处理好文化和文明发展中传统与现代、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同时正确处理好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国的发展和文明建设就是按照这些规律要求推进的。不论是在传统与现代关系问题上，还是在自主发展与对外开放关系问题上，都遵循规律迈出实质性的步伐，因而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

2.对各种“之问”的回答

文明的价值不是玄虚的，而是实在的，其价值就体现在对现实生活各种重大问题的把握和回答，能够为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提供方向性的指引。中国发展的文明价值就是如此，充分体现于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正确回答。

“中国之问”事关中国的前途命运。历经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又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从国内来看，我国已经进入新时代，新时代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遇到的问题也前所未有。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中国正处于“人到半山路更陡”的阶段，发展的烦恼和问题一点不比不发展少。从国际来看，世界风云变幻莫测，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随着中国与世界的深度互动，发展的难题和风险也在不断加大。在这样的形势下，一系列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现实地摆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这就是亟须回答的“中国之问”。为了回答中国之问，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此，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题，对其目标任务、战略安排、根本动力、法治保障、全面从严治党、各种建设等进行了系统设计与规划，生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全景图。这是对中国之问的具体回答，在回答中充分显示了新时代新的文明特点。

“世界之问”关乎世界和人类文明的走向。总的来看，“当今世界的变局百年未有，变革会催生新的机遇，但变革过程往往充满着风险挑战，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合作还是对抗？开放还是封闭？互利共赢还是零和博弈？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关乎各国利益，关乎人类前途命运”。这就是尖锐的“世界之问”。对于这样的世界之问，中国响亮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旨是以人类为主体，以命运与共为核心理念，以合作共赢为价值旨归。它所展示的文明就在于：损人利己、以邻为壑从来不是一个文明走向强盛的选项，只能是这个文明走向衰落的信号；弱肉强食、零和博弈不是文明发展的人间正道，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才是人类文明的最终出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不只是理念的回应，而且是实际的践行。“一带一路”建设就是具体的行动。“一带一路”从倡议到落地生根，给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促进了共同发展。实践证明，“一带一路”所开创的就是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

“人民之问”主要涉及的是民生问题。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关键是解决民生问题。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对提高生活品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需求和要求。这些需求和要求就是新时期的“人民之问”。对于这些人民之问，中国的回答是有力、有效的。这就是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聚焦民生重点领域，在收入分配、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方面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动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使人民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解决民生问题上，最可圈可点的还是打赢了脱贫攻坚战，消灭了绝对贫困，守住了民生的底线，让世界刮目相看。抓民生，也就是抓发展。因为民生一头连着需要，一头连着发展。只有抓发展，才能切实改善民生。反过来，只有不断改善民生，才能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内生动力。因此，发展与民生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回答人民之问，就是要抓好发展与民生的良性互动。

“时代之问”主要反映的是“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现在，我们既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又处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时代。“两个时代”“两个大局”交织在一起，发展既有诸多有利条件，也有许多难题。所有这些问题，就是“时代之问”。对于这些时代之问，中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在不断作出自己的回答。在理论上，针对时代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回答了一系列重大时代问题。在实践上，立足于新时代的实际，紧紧围绕现代化这一主题，形成了系统的战略部署和行动计划，并切实按照这些部署和计划扎实推进，以实际行动回答了有关时代之问。特别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国面对当今时代的重大变化，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促进各种国际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美好世界，为解决时代问题、促进时代健康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以中国之治作答时代之问，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了新的探索和贡献。这是文明的生动体现。

3.对各种“难题”的破解

文明代表着一种智慧，智慧常常体现于对各种难题的解决。中国发展的文明就是一种智慧，产生并体现于对发展中有关重大难题的破解，其文明就是在对各种发展难题的破解中生发出来的。

综观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其发展一直是艰难曲折的。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都是“后发”的，所遇到的问题是颇为特殊的、难题是巨大的。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因其发展的背景不同、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发展的起点不同、发展的逻辑不同，因而所遇到的矛盾、问题也大为不同。像发展中循序与跨越的矛盾、滞后与超前的矛盾、机会与压力的矛盾、解构与重建的矛盾、发展与转型的矛盾等，都是发展中国家特有的，且复杂程度格外突出。能否有效地解决这些矛盾，事关现代化的成败。不少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发展艰难，甚至现代化半途夭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能有效解决各种难题，致使发展受挫。中国发展的成功和文明恰恰是在破解各种难题中展现出来的，尤其是在破解如下一些世界性难题中显露出高超的智慧。

市场与政府关系的难题。在中国的发展中，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在经济发展史上，从来没有过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的先例。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是无论如何结合不到一起的。中国的发展硬是打破了这种教条，破解了这一难题，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后，遇到的又一大难题是如何对待和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政府与市场是相互对立的、此消彼长的，市场经济就是由市场说了算。中国的发展同样打破了这种“神话”，破解了这一难题，在历经多年探索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并行不悖。这是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创新。正是通过正确处理“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关系，使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得到了更好的结合，从而推进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样的结合，显然是对制度文明和市场文明的一大贡献。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题。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好多国家先后掉入这样的陷阱，经常提到的巴西、阿根廷、智利等拉美国家就是典型代表，只有极少数国家、地区跨过了这一陷阱。究竟如何跨越这一陷阱？这确实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对此，中国以自身的努力，交出了满意的答卷。中国首先把推进共同富裕作为跨越的有力推动力量，鼓励勤劳致富、创新致富，同时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着力推进乡村振兴，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增长质量不断提高，为跨越提供了坚实保障；积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为发展提供更多更大的空间。正是通过这些努力，中国的发展破解了这样的世界性难题。尽管跨越还在进行之中，跨越的道路上还有不少障碍，但我们有清醒的认识和认真的准备，完全有可能实现成功的跨越。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注意吸取拉美一些国家的经验教训，在发展中特别强调公平正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这是实现跨越的基本保证。

“自我监督”的难题。办好中国的事情，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党。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这是摆在党的建设面前的一大难题。对于这一难题，当年毛泽东提出要依靠人民监督。“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反复强调“历史周期率”问题，经常借用“霸王别姬”“人亡政息”“穷途末路”等典故或话语警示全党，并突出强调自我监督，认为“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我们要通过行动回答‘窑洞之问’，练就中国共产党人自我净化的‘绝世武功’”。从一定意义上说，自我监督比人民监督更难，确实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如何破解这一难题，中国共产党的答案是：自我革命。这就是要“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腕，防止祸起萧墙”。正是坚持自我革命，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全方位扎牢制度的笼子，坚持不懈开展反腐败斗争，使自我革命和自我监督落到实处。这也是政治文明的显著标志。

中国发展还有很多难题，都已被破解或正在被破解。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在破解各种难题中走出来的。“这些前无古人的创举，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这样的现代化无疑是文明的现代化，现代化的“中国式”就是一种文明的象征。

五、从“文明发展”到“发展文明”

中国的发展不仅是“文明发展”，而且是“发展文明”。“文明发展”与“发展文明”既直接相关，但又不完全等同。“文明发展”重在“发展”，它是相对不文明发展而言的，意指文明性的发展，发展是按照文明的方式推进的。“发展文明”重在“文明”，特指文明本身的发展，因为文明本身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升华发展的。中国的发展既是“文明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文明自身的发展，使文明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对于中国的发展能否从自身的文明中走向现代化，国外学界一直持有疑义。美国学者费正清在20世纪40年代所著的《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曾讲过，西方能从自身文明内部实现现代化，而“中国由于它早已有了与众不同的文化传统，就非借鉴外界来实现现代化不可”。在他看来，中国长期形成的传统秩序很难与现代化接轨，是西方的冲击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给现代化注入了发展的动力。这种观点基本上与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的观点相似，即认为中国如果没有外来冲击，无法靠自身的力量走上现代社会发展之路。但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发展，事实给予了新的回答，以致费正清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在《中国新史》中提出要理解中国，第一件必须做的事是避免用欧洲的尺度来判断。实践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从中国文明中走出来的，就是主要靠自身的努力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的发展不仅充分体现了文明，而且是对文明的重塑，对文明的升华和发展。这主要是通过“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和发展得以体现的。对于“人类文明新形态”，不能只作“类型学”的理解，而应当给以全面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因为任何一种文明都可成为一种“类型”，每种类型都有其自己的特点，如果以此来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显然将其矮化和弱化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固然是一种文明类型，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明类型，而是代表人类文明前进方向、能够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的文明形态。它以各种独特的方式反映了人类文明新的成果，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走向，因而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种新形态。它对“发展文明”的作用是重大的，是从多方面体现出来的。

发展方向的引领。面对世界乱象，中国明确提出不走“国强必霸”的老路，而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对人类文明发展走向的积极回应，更是中国对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庄严承诺，它所显示的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华文明传统作出的必然抉择。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其鲜明的特征就是“倡导交通成和，反对隔绝闭塞；倡导共生并进，反对强人从己；倡导保合太和，反对丛林法则”。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这无疑是对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引领。

价值的指引。一种文明的核心，就在于其中的价值观。价值目标、价值追求、价值标准的确定与选择，既是文明的体现，又在深层上支配和统摄着文明的发展。独特的价值观决定着独特的文明。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人类文明价值上的示范和指引，鲜明的标志就是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共同价值是站在人类道义的制高点上提出来的，既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也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价值指引。要使人类文明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确实需要树立和弘扬这样的共同价值。这些共同价值实际上反映的是人类的共同利益。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客观上要求每个国家必须确立共同利益观和共同价值观，在“合作共赢”中推进发展与文明。

文明内涵的创新。文明不是固化的，而是流动的。真正的文明不仅仅是考古意义上的文明，而且是流动的文明、对现实与未来产生重大影响的文明。这就要求不断增强文明的活力，使文明能够不断发展创新。具有活力的文明，必然是能够“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的文明。中国的发展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就从不同方面为人类文明注入新的内涵。如中国在其发展过程中所积极倡导的和而不同、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等理念和价值观念，为人类文明增添了新的内涵，明显提高了文明程度。又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些基本范畴，虽然在中外历史上早已提出，但经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诠释，又具有了新的内涵，其内容不仅反映了中国特色，更为重要的是提升了人类文明水平。

文明发展道路的拓展。从文明发展史来看，人类文明本来就是发源于多种文明并由多种文明构成的，像学界经常提到的苏美尔文明、印度文明、埃及文明、中国文明、古玛雅文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等就是如此。到了近代，由于欧美国家率先变革，发展较快，因而这些国家凭借早发优势和话语霸权，将其特殊的发展道路普遍化、模式化，以致西方文明就成了现代文明的同义语，文明的道路也就变为西方化道路。中国的发展打破了这种神话，既注意吸收西方文明的有益成果，又根据中国自己的传统与现实，开创性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和文明发展道路，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的发展，“向世界说明了一个道理：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可以说，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中国发展成就所显示的意义就在于，文明发展的道路是多样的，应当尊重每个国家的选择，不能用一种文明模式来排斥和打压另一种文明模式，要让各种文明竞相发挥其优势与价值。

发展方式的重塑。文明与交往是连在一起的。人类文明就是随着交往的扩展而形成、发展起来的。正是在不断的交往过程中，文明才有了生机活力，才有了“人类”性和“普遍”性。尤其在世界历史条件下，普遍交往成为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内在规定。正是适应这样的文明发展规律，中国在其发展中始终强调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并身体力行。这就是要求不同文明应相互尊重、平等对待，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这实际上是对文明发展方式的重塑。按照这样的方式来推进文明发展，不仅结果是文明的，而且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文明。